馮煦的方志思想與《江蘇省通志稿》

馮煦（1843——1927），字夢華，號蒿菴，晚年號蒿叟、蒿史，辛亥以后稱蒿隱。金壇（今屬江蘇省）人。清末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學者、詩人。光緒八年壬午（1882年）以副貢舉于鄉(xiāng)，十二年丙戌（1886）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歷任鳳陽知府、山西河東道、四川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撫、查賑大臣。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1927）卒，享年八十五歲。

馮煦學識淵博，文史功底深厚，著有《蒿菴類稿》、《蒿菴隨筆》等，此外，在中國地方志的編撰上也頗多建樹，一生曾纂修和參修多種地方志書，如《江蘇省通志稿》、《金壇縣志》、《鎮(zhèn)江府志》、《寶應縣志》、《宿遷縣志》《鳳陽府志》《溧陽縣續(xù)志》，還多次為方志纂寫序文，并對方志理論有所闡發(fā)，形成了自己獨特鮮明的方志思想，本文就其參與總纂的《江蘇省通志稿》談談他的方志思想的特點。

1、馮煦與《江蘇省通志稿》

江蘇自古便是經濟富庶、文化昌隆之地。但是，從乾隆元年（1736）綜括江蘇、安徽兩省的《江南通志》之后兩百多年，江蘇都無獨立完整的通志出版，因此清代有“內地十八省，唯江蘇無專志”之說。《江蘇省通志稿》是江蘇自康熙六年（1667）設省以來官修的第一部省志稿本，由南京圖書館收藏，保存完整。全書分為大事、方域、都水、建置、民政、禮俗、度支、貨殖、職官、選舉、文化、武備、司法、郵傳、經籍、古跡、金石、邦交、宗教、人物、列女、災異等22志，392卷，約1000余萬字。其內容基本上包括從西周到清末江蘇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大歷史人物活動。涉及到兩千多年全省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對于研究江蘇地方歷史和保存珍貴史料起了積極的作用。

通志稿的編纂是在清末民初動亂的年間，前后經歷數十年，五次輾轉纂修和整理補充才完稿。最初乃宣統(tǒng)元年，設局于南京龍蟠里，聘繆荃孫為總纂，于次年（1910）五月正式開始纂修，不久因辛亥革命難以繼續(xù)。民國7年（1918）江蘇通志局恢復，馮煦受任于危難之際，勇挑重擔，繼任總纂，他竭盡全力“征辟耆俊，搜羅故實，凡十余年，成就匪淺”[1]，至民國12年，因齊燮元兵變，經費困難，通志局被迫遷滬，不久撤消，但是馮煦仍表示“以局自隨，盡款卒事”[1]，到他民國16年去世時，稿本“只闕金蘅意之藝文志”[2]，即大志告成。后所存遺稿220冊及許多參考書存與江蘇省圖書館。可見對于《江蘇省通志稿》，馮煦做出了重大貢獻。

2、《江蘇省通志稿》的特點

馮煦雖然沒有專門論述方志理論的專著，但是他所纂《江蘇省通志稿》中體現(xiàn)出了諸多方志編纂的方法和思想，值得借鑒。

2.1 體現(xiàn)地方特點。

“地方特點，簡言之即一行政區(qū)域的人、地、事、物所具有的獨特之處?！盵3]每一行政區(qū)域都有地方志書，只有各個不同，各具特點才有記述的必要性；“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也只有記述出各地區(qū)千差萬別物事人情才真正反映出一地的風貌，才體現(xiàn)出志書的準確性。所謂“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可見，志書某種意義上是一地之史，所以體現(xiàn)地方個性成為評價一部志書質量的一個重要標準。馮煦所纂《江蘇省通志稿》充分體現(xiàn)出志書這一要素，使江蘇地方特點躍然紙上。江蘇尤其是蘇南有“江南水鄉(xiāng)”之稱，故而長江、淮河、運河、海塘各工，甲于各省，所以專設“都水志”總其一綱以述之；江蘇經濟繁榮，為全國財貨度支重省，“自晉南遷，儲蓄糧饋，蘇為根本。鹽法大興，淮之運行及六七省，莫之與京?！盵1]此外，揚州雷以堿首創(chuàng)厘金等都不可略，故設“度支志”以述之；“江蘇向多天方、天主各寺廟”[1]，所以設“宗教志”記述充分表現(xiàn)出江蘇宗教方面的特點。這種利用綱目體體例，以綱統(tǒng)目，在篇目設置上就充分突出了地方特點。

2.2 體現(xiàn)時代特點。

馮煦處于清末民初新舊交替的時代，雖然作的是老學問，思想卻比較順應時代潮流，志書比較反映時代特點。比如“貨殖志”、“選舉志”、“武備志”、“文化志”“邦交志”等對于新興實業(yè)、新選舉機構資政院和資議局、新式武備學堂和工廠、清代自道光以后的洋務外交諸多內容都有所記錄，客觀而真實的還原和反映了歷史的本來面貌，不帶有任何主觀政治的色彩，作為一個清朝官員有這樣實事求是的修志態(tài)度是難能可貴的，體現(xiàn)了方志學家的優(yōu)良素質。

2.3 體現(xiàn)了方志編纂的正確方法

作為一代方志名家，馮煦在其纂通志中體現(xiàn)出了方志編纂的一些正確方法，很值得后人學習：其一，采用綱目體例，以綱統(tǒng)目，目錄層次清晰，所謂“不有提綱，何以檢核”。[1]其二，志書文理流暢，遣詞造句準確簡潔而且嚴謹典雅。其三，遵從志書“述而不作”的原則，不虛談浮議，而是以故實為主，實事求是為志書主旨服務。其四，廣為搜集資料，增刪補充，反復修改，不厭其煩。資料力求準確，有據可考，注明出處。其五，充分利用圖、表、考等方法立體、形象、生動地反映和說明了自然和社會歷史的本來面貌，輔佐和增添了文字資料真實性和可靠性，并且圖文并茂，相得益彰，增加了志書的可讀性和美觀。

3、馮煦方志成就的原因分析

馮煦之所以能在方志編纂實踐中成績斐然得益于幾個方面的因素：其一，馮煦有著扎實的國文功底，學識淵博。他少年時期，便在寶應母家跟隨著名大儒成儒（心巢）學習，成被譽為百行純備的江淮大儒，馮從師幾二十年，對其影響極大，是其“一生學行淵源之所”[4]。光緒十二年，馮煦授官編修，主要是在翰林院整理、編纂官方文獻典籍，這為他以后搜集查閱文獻資料編寫志書打下了基礎。作為清末詩人、學者，他頗為擅長詩詞文章，著述甚富，主要收錄于《蒿菴類稿》，故而編纂方志遣詞用句，行文框架嫻熟練達。

其二，馮煦學習態(tài)度認真，終身好學不倦，“尤‘喜網羅舊聞’，直到耆耄之年，仍然如此”[5]。

其三，馮煦品德高尚，學風踏實。他體察民情，關心民眾，認為“民為邦本”。辛亥后，他倡立義賑協(xié)會，主辦江淮救災工作。他心憂國家，甲午戰(zhàn)爭期間，他關心政局，表示堅決抗日的決心。為人如此亦決定了學風。他主張的學風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在方志編纂上“應直書事實，損益進退，不能妄加論斷”[6]。學識與品德的修為對其方志的指導思想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認為方志的作用在于，“郡邑志書，一方之禮樂、政教、文物、風化系之，溯其沿革，可資觀摩，還可使一方文獻得以保存”[6]。在這樣的正確的修志思想指導下，使馮煦編纂的志書不同于舊志書，修志不是濟官修“正史”之不足，為統(tǒng)治階級上層人物歌功頌德或是傳誦忠孝節(jié)義以繩人民，而是體現(xiàn)出上述新志書的特點。

無論是馮煦在《江蘇省通志稿》中體現(xiàn)出的方志思想，還是其本人及其學術的修為，它們都融為一體，作用到他的方志編纂實踐中，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今天，我們研究馮煦的志書及方志思想，對于推動地方志事業(yè)的發(fā)展有著積極的作用，對后人編寫志書提供了可貴的指導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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