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的路―談章培恒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研究（二）-文學論文

摘要：本文記述了作者同已故章培恒教授合作主編《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文學史新著》的經過,介紹了章先生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思考，以及他提出“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課題的意義,評述了章先生主持編纂的《中國文學史新著》的幾個重要特點和學術價值。
關鍵詞：章培恒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學術意義

（二）
就在討論《中國文學的路》的同時‘有另外一件事在進行：80年代前期,章先生從國家教委那里接受了主編一部《中國文學史》的任務‘用處是作為全國中文專業(yè)自學考試的教材。他找了一些年輕人來撰稿。參與的人數不少，承擔篇幅較大的有葛兆光、陳建華、李慶、邵毅平、馬美信和我。
到了80年代中期,章先生擔任的職務越來越多’有些事情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他已經沒有精力過問這部文學史的編纂。而撰稿人分散在各地各校，各有各的忙碌’很難聚到一起進行必要的討論,事情就這么延宕下來。大概是到了1989年初,章先生指示我將已經收到的稿子統(tǒng)理一下’爭取把書編出來。然而緊接著是社會大勢震蕩‘趨向曖昧,有些重要報刊的大塊文章已經在不甚掩飾地“批鄧”了。我沒有說話的興致,事情又繼續(xù)延宕。到1992年形勢再度轉變，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占據主導地位‘這才著手去做。
由于最初的計劃只是編一種供自學者用的教材,它的要求甚至比普通高校通用教材還要淺顯，因而撰稿人并非都有追求創(chuàng)新的意識;而收來的稿子均是擬提交討論但又未能安排討論的初稿‘有些稿子在交接過程中不知下落，只好請作者找來原始草稿，而且各部分還有缺漏；原稿各部分在深淺詳略以及結構、文風諸方面都有差異,這導致統(tǒng)稿的工作量很大。我覺得這部書稿已經拖得很久了，如今再花許多的精力去做一部無甚特色的教材,實在沒有多大意義。不如把章先生〔也包括我們這些人）關于文學史的一些新的想法貫穿到這部書中去，追求一種與眾不同的面貌,作為對“重寫文學史”呼聲的回應。至于是否適合做自學考試的教材,暫且擱置不論。章先生說:那也好。
最后形成了1996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它是中途改變計劃的結
果。
在編纂這部文學史時‘章先生對我是完全放手的。我很注意把章先生已發(fā)表文章中的觀點，以及他和我討論文學史相關問題時表達的想法，落實到這部書稿中去。當然，我也有自己的一些考慮。大抵我以為有把握時就一路做下去‘覺得沒有把握時再跟他溝通。曾經有一次不知為什么問題感到煩亂,竟在凌晨四點打電話給章先生,事后想起來很不應該。
這部文學史出版后引起非常大的反響，全國有幾十家報刊作了報道或介紹、評述‘有學者譽之為“石破天驚”之作。而全書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章先生寫的長達三萬多字的《導論》。
在《導論》中，章先生表現了他的優(yōu)秀的文學理論修養(yǎng)。全文邏輯縝密’層層透入：首先對長期以來流行的“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一定義提出質疑,進而提出應以讀者的審美體驗，即文學作品在何種程度上打動人心這個標準作為補充，認為“越是能在漫長的世代、廣袤的地域‘給予眾多讀者以巨大的感動的，其成就也就越高”。再分析文學給予讀者感動的基礎是人性,論證文學的發(fā)展與人性的發(fā)展即人性的歷史變化同步。然后又以較大的篇幅專門討論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觀,說明“人類本性’、"人的本質”的觀念在馬、恩學說中的意義，以及其與文學的關系’最后將文學形式的問題納入這一理論系統(tǒng)中來。
在很長的年代中，以“階級斗爭”解說歷史，以政治標準、道德價值評判文學’成為主導性甚至統(tǒng)治性的理論?！母铩苯Y束以后，人們對此越來越感到不滿。《導論》應是第一次以一種系統(tǒng)的理論反駁了過去的主流觀念,對文學的價值和文學史的進程作出了全新的闡釋與描述。或許章先生的理論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但人們能夠感受到它的深刻的啟迪意義。
《導論》是全書定稿以后才寫成的。章先生把稿子拿給我看，我很欽佩地說："真是一篇大文章!”同時我也很高興之前對書稿的處理，總體上與《導論》是合拍的，許多部分顯示出深度的契合。其中的原因也很簡單：我和章先生做過關于《中國文學的路》的討論‘我在統(tǒng)稿時也盡可能體現他的想法。
同時我也提出’是否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強調：文學是人類創(chuàng)造自身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特殊方式？因為馬克思“人類一般本性”的說法,容易被理解為是一種先驗的預設。
這部文學史的最后一章〈終章：向新文學的推進》是我寫的，但它和章先生的想法有重要關系。大概是在90年代初吧,章先生頗有點突兀地對我說："你去寫一篇文章‘把元明清文學和現代文學聯(lián)系起來談一下,短一點就行了?！蔽覍懥艘黄挥星в嘧值亩涛恼勥@個問題,應該是署了我們兩個人的名字,記得是發(fā)表在〈漸民晚報》‘可是怎么也查找不到了?，F在想起來，當時章先生已經在考慮“中國文學古今演變”這個重大的問題,他大概想看看我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理解的。
文學史編撰到最后，我問章先生是不是應該把這層意思表達出來,他說好的，于是就有了這個《終章》。這是第一篇系統(tǒng)討論中國文學古今演變問題的文章,作者是我,但源頭在章先生。由于這一章對一系列重要問題提出了新穎的看法,所以也很受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1999年,作為國際漢學重鎮(zhèn)的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為紀念該所成立七十周年召開了一個大規(guī)模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為此邀請我參加。我在會議上報告的題目是《古典與現代之間一一胡適、周作人對中國新文學源流的回溯及其中的問題》‘也是沿著原來的方向論說的。
提出“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的研究課題,是章先生晚年對中國學術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貢獻。由于學科分割和理論的偏失，過去在古代與現代文學研究之間形成了斷裂,造成“古無所趨”〔談論古代文學的“發(fā)展”，找不到它的歸結）、“今無所源”〔談論現代文學的興起‘找不到它在本民族文化中的源頭〕的奇怪現象。古今文學演變的研究‘就是要探究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描述包容古今的中國文學史整體面貌。但章先生要考慮的還不止于此。我曾經鄭重其事地問他:我們研究古今演變,是不是考慮到中國文化的發(fā)展,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來文化的基礎上，因而需要重視本民族文化內蘊的活力，并且將之與現代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方向聯(lián)系起來？這得到章先生肯定的回答。章先生在一篇小文章中還明確地說過‘他對現代文學如何才能健康發(fā)展的關心,其實超過對古代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索“因為它和我們息息相關”。這使我不禁想起魯迅早年在《文化偏至論》談文化取向問題時所表達的祈愿“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同時向內、向外尋求力量，在繼承傳統(tǒng)中創(chuàng)建新的境界,這是歷經患難的中國讀書人內心中最深的心愿吧。
我很欣慰曾經跟隨章先生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領域做過一些有意義的事情。除了撰寫《中國文學史》的《終章》,我還和他一起開設了這一課題的研究生課程,各人講一半。后來章先生向教育部提請設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這一新的二級學科,也將我和陳思和列為導師，我還代表他向專家審核會作了匯報。但再后來我就參與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