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與記憶之間：文學記憶史的建構-文學論文

摘要：本文試圖將社會學領域的“社會記憶”概念引入文學研究，建構“文學記憶史”的理論體系。從研究對象看’文學記憶史包括兩個方面：以文學的方式傳承歷史記憶；關于文學活動本身的記憶。從研究內容看’文學記憶史的基本問題可以概括為三個雙:為何回憶，回憶什么,如何一回憶。
關鍵詞：社會記憶；文學記憶史;建構
記憶一直是心理學，尤其是實驗心理學的重要研究對象。1925年，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發(fā)表《記憶的社會框架》‘研究家庭、宗教和社會階級的“集體記憶“’記憶開始成為社會學領域的研究主題。1932年，劍橋大學實驗心理學教授巴特萊特出版了《記憶:一個實驗的與社會的心理學研究》，將記憶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行為進行研究。在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隨著西方后現(xiàn)代歷史學的興起，記憶逐漸成為史學研究的新對象。記憶的崛起導致了“歷史記憶”概念的解體。史學家認為，“在歷史與回憶之間有一個灰色地帶’或者說在兩種過去之間有一個灰色地帶?！雹僭谶@個灰色地帶，在歷史與記憶之間，出現(xiàn)了一個被稱為“記憶史”的新的研究領域。
借鑒西方記憶研究的理論成果，我們將“記憶史”的概念引入文學研究,提出一個新的理論范式：“文學記憶史”。首先，文學、歷史、記憶三者之間本身就有著天然的親緣關系。在古希臘神話中，掌管文學、歷史的繆斯女神都是記憶女神的女兒。文學與歷史有著記憶母親的共同基因，都是記憶的傳承方式。其次,文學記憶史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傳統(tǒng)文學史完全不同。作為一種新的文學研究范式，文學記憶史包括兩個方面:1.以文學的方式傳承歷史記憶，包括重大歷史事件、日常生活的文學記憶;2對文學活動本身的記憶’即關于作家、作品、讀者、文學社團、文學出版等文學活動本身的記憶。如果說傳統(tǒng)文學史主要采用階級斗爭、現(xiàn)代性、啟蒙主義、審美形式等核心范疇，文學記憶史則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和理論范式，這就是“社會記憶”。本文將文學記憶史的相關問題概括為三個雙：為何〔評)回憶?回憶什么場；)?如何〔“一回憶？
一、為何回憶：文學記憶的功能
“只要我還活著，能看到這陽光’這無云的天空’只要這一切還在，我就不可能不幸福?！雹谶@是安妮’弗蘭克在1944年2月23日的日記中寫下的名句?！鞍材荨案ヌm克是誰?”這是納粹記憶史研究專家阿爾文“羅森菲爾德在《安妮“弗蘭克及納粹屠猶記憶之前景》一文中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很多中國人都能做出準確的回答,但是對于那些與安妮“弗蘭克一樣死于納粹集中營的無數(shù)猶太兒童，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的名字。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1986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艾利“威塞爾在《大屠殺之后的藝術與文化》的演講中引用了幾位猶太兒童寫的詩，其中一個與安妮有著相同遭遇名叫瑪莎的小孩在死前寫道："這些天里我一定要節(jié)省丨我沒有錢可節(jié)省丨我一定要節(jié)省健康和力量丨足夠支持我很長時間丨我一定要節(jié)省我的神經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靈丨和我的精神的火丨我一定要節(jié)省留下的淚水丨我需要他們很長，很長的時間……”威塞爾認為，這些文學作品是對納粹大屠殺最好的記憶，而最好的記憶是由安妮和瑪莎這樣的兒童提供的，因為他們面臨的不是藝術技巧的問題,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擔負見證,傳達一星火焰，一段故事的殘片，一個真相的反映?！雹?br />阿多諾說過：“在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卑⒍嘀Z批評的是那種作為麻醉劑的詩歌和患上健忘癥的詩人。在《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中，許子東解讀了50篇以“文革”為題材或背景的小說。在許子東概括的幾種“文革”敘述模式中，無論是“知識分子-干部”的“壞事變好事”，還是“紅衛(wèi)兵-知青”的“我錯了，但絕不懺悔”，都有一個共同點：忘記過去。張弦的小說題名《記憶》，鼓吹的卻是忘卻：“當明麗的陽光照在窗前的時候，人們不總是帶著寬慰的微笑‘去回憶昨夜的噩夢，并隨即揮一揮手，力圖把它忘卻得越干凈越好嗎？"④反之，在余華的小說《一九八六年》中，那位在“文革”結束十年之后，仍然活在噩夢般的“文革記憶”中的歷史教師’被人們視為“瘋子”，避之惟恐不及。據(jù)說在古希臘有兩眼名泉：記憶泉與遺忘泉。記憶與
遺忘猶如麥比烏斯怪圈的兩面。如果沒有遺忘’我們會永理論探索’當代文壇’20115
遠生活在可怕的夢魘之中；如果沒有記憶‘這可怕的夢魘就會噩夢成真。從集體記憶的角度，我們可以把“遺忘”稱為“社會性失憶“(與心理學、生理學意義上的“失憶”完全不同)。為什么會出現(xiàn)“社會性失憶”？這是因為權利對社會記憶的控制。保羅’康納頓指出：“控制一個社會的記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權利等級?！雹輮W威爾在《1984》中所寫的那句名言：“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xiàn)在就控制過去”，就深刻地表達了“記憶”的巨大力量。如果可以控制對過去的記憶"說這件事或那件事從來沒有發(fā)生過，那么這肯定比僅僅拷打或者死亡更加可怕”。正因為“記憶”有如此巨大的政治潛能‘它自然就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爭奪的對象。?？轮赋觯骸坝洃浭嵌窢幍闹匾蛩刂弧l控制了人們的記憶，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占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為了對抗二戰(zhàn)后對納粹大屠殺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有意無意的回避、遺忘與歪曲’很多作家、藝術家〔包括一些納粹集中營的幸存者）將納粹大屠殺作為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的重要題材。在奧斯威辛之后，寫詩不僅是對苦難的慰藉，也是對苦難最好的記憶。文學記憶的社會功能‘就是見證過去‘對抗遺忘。
二、回憶什么：文學記憶的選擇
阿爾文’羅森菲爾德在《安妮’弗蘭克及納粹屠猶記憶之前景》一文中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選來記住的安妮’弗蘭克是誰？這個問題很關鍵，因為有眾多的安妮‘弗蘭克可供選擇。然而只有一種超越了他者之上……天真單純、極度樂觀的積極形象?！雹吡_森菲爾德回顧了安妮‘弗蘭克形象的記憶史。在二戰(zhàn)剛結束時，安妮’弗蘭克的形象是悲觀的、灰色的，然而不久之后’人們開始強調安妮日記振奮的一面，弱化它悲慘的一面。這種傾向在1955年的舞臺劇《安妮‘弗蘭克日記》中達到了頂峰’該劇的編劇甚至設計了這樣的臺詞：“安妮在荷蘭的集中營里很愉快?！边@與集中營里真實的安妮形象相去甚遠:營養(yǎng)不良,瀕臨死亡’陷入絕望……
正如哈布瓦赫所說，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xiàn)在對過去的一種重構。安妮‘弗蘭克形象的文學記憶史典型地表征了社會記憶的選擇性。這種選擇性也表現(xiàn)在安妮形象的中國之旅中。錢理群主編的〈漸語文讀本》〔初中卷6〉選用了安妮日記的重要內容，加上其他幾位猶太兒童寫的詩歌,組成一個閱讀單元。盡管納粹大屠殺的題材令人恐懼，編者選用的這些猶太兒童的日記和詩歌卻非常陽光，充滿對未來的希望。在〈漸語文讀本》的初版中，該閱讀單元的標題是“面向死亡的日記與詩歌”，在修訂版中則改為“祈禱明天”。這種改動顯然是為了弱化安妮日記的悲觀色彩，轉而強調積極樂觀的一面。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一段揮之不去的集體記憶‘這就是被稱為集體“無罪流放”的“五’七干?！！拔幕蟾锩逼陂g，文化部〔包括中國作協(xié)、中國文聯(lián)、人民文學出版社等）所屬的六千多名知識分子，包括冰心、沈從文、蕭乾、陳白塵、臧克家、馮雪峰、郭小川、張光年等著名作家，被集體下放到湖北咸寧向陽湖“五’七干?！啊惨韵潞喎Q向陽湖干校）勞動改造。我們可以將這段長達六年干校生活的集體記憶‘作為中國當代文學記憶史研究的一個典型個案。
對向陽湖干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記憶。究竟什么是干校？韋君宜說：“所謂‘干?！瑢嵪涤罒o畢業(yè)期限的學校,只有‘干活兒’一門課的學?！扔诹鞣?。”⑧在韋君宜的眼中，向陽湖類似索爾仁尼琴筆下的“古拉格”，它留下的創(chuàng)傷性記憶刻骨銘心，無法遺忘。在賀黎、楊健采寫的口述史著作《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的封面上印有這樣一句話：“肉體摧殘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精神摧殘一一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边@句話可以說準確地概括了干校集體記憶的兩個方面。首先是肉體摧殘，也就是勞動改造。這不是一般性的體力勞動，而是懲罰性的、帶有贖罪性質的體力勞動。在陳白塵的《牛棚日記》、張光年的《向陽日記》等很多當事人的回憶文字中’對1970年向陽湖干校初創(chuàng)時期勞動之艱苦’都有一個相似的細節(jié),這就是“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天晴不干，開會批判”。其次是精神摧殘，也就是各種形式的思想批判和政治運動。一位親歷者寫道：“在歷次運動中，清查‘五“一六’是最奇特、最難以捉摸、最無法解釋的一場運動。它以糊里糊涂始，以莫名其妙終。”⑨這場莫名其妙的政治運動卻使知識分子互相揭發(fā)、互相監(jiān)視、人人自危，給當事人留下了難忘的痛苦記憶。
盡管如此，向陽湖也給干校人留下了許多真誠的美好記憶，正如蕭乾的題詞“向陽湖是我們文革時期的避難所”。相對于“文革”初期慘烈的政治運動，向陽湖是一種更好的選擇。陳白塵在《牛棚日記》中記載自己1969年下放干校之前一波三折的心路歷程，其中寫到宣布下放名單時,"有如聽考生放榜，評然心動”，這應該是一種真實的情感反應。我們還可以在王世襄的詩中找到向陽湖的美好記憶。王世襄自述“從小對動物就很喜愛。玩過鷹’養(yǎng)過獵狗,斗過蟋蟀”。在向陽湖,王世襄有觀魚、買魚、吃魚之樂，1971年還曾作詩《觀魚十首》。他在詩的序言中寫道：“漁父老韓’世居此村,予欲隨船觀漁‘請而后可。未曙出湖，日上而返，京中無此樂事?！雹猗馑€有很多詩句描繪自己在向陽湖捉魚、牧牛、養(yǎng)豬、放鴨之樂。
對于同一段歷史，不同的人、不同的境遇造成了完全不同的記憶。向陽湖究竟是流放地’還是避難所，曾經引起一場激烈爭論。有學者認為，向陽湖干校只應作為民族的恥辱而存在,批評對向陽湖的商業(yè)開發(fā)“一定不會直面當時那種慘酷的現(xiàn)實‘一定會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一定會盡可能地弄出一點詩意來’一定會有意無意地‘瞞和騙’”。也有人認為，向陽湖可以成為類似“文革博物館”這樣的“記憶場所”。無論如何,在向陽湖的集體記憶中’創(chuàng)傷性記憶應該成為一種主導性記憶’故意遺忘或一味美化這段歷史,都是對歷史的誤讀與歪曲。
三、如何回憶；文學記憶的傳承
哈布瓦赫在1925年出版的《記憶的社會框架》中最早論述了家庭的集體記憶傳承，并對巴爾扎克的小說《高老頭》做了社會學的重新解讀。高老頭的兩個女兒,一個嫁給了伯爵，另一個與富有的銀行家結婚。高老頭被兩個女兒拋棄,父女之愛蕩然無存。與馬克思對巴爾扎克小說的理解完全不同，哈布瓦赫從他的集體記憶理論出發(fā)‘對這種現(xiàn)象做出了新的合理的解釋。哈布瓦赫指出’至少從古羅馬時代開始，女子一旦出嫁之后，就必須與自己的父母斷絕情感聯(lián)系。高老頭的兩個女兒與他保持情感距離，是為了將以前的家庭記憶徹底抹去?！耙驗榉蚱揠p方都有著不同的記憶，如果他們婚后都繼續(xù)沉浸在以前的家庭記憶里，夫妻雙方必然會出現(xiàn)沖突。
借鑒哈布瓦赫的研究思路，我們可以對當代文學史上重要作家、理論家的集體記憶尤其是創(chuàng)傷性記憶進行研究。對于重大創(chuàng)傷性事件的親歷者和幸存者來說，回憶過去、反思過去并承擔相應的歷史責任，是一個并不輕松的話題。以周揚為例，根據(jù)胡風夫人梅志的口述，1980年，胡風平反之后,周揚來醫(yī)院看望胡風。周揚沒有道歉‘只是說：“你知道嗎？我也被關了八年啊！"瑏瑏據(jù)丁玲丈夫陳明的口述，1979年五六月份，丁玲和陳明到北京醫(yī)院看望周揚，對于丁玲二十多年來遭受的苦難，周揚一句話也沒有問，就講他自己怎么挨打，耳朵也打聾了。最后丁玲要離開了，他才說了一句：“也不能把責任全推在一個人身上?！?br />“不能把責任全推在一個人身上?！边@種令人費解的表述方式，實際上代表了“文革”親歷者逃避歷史責任的“聰明”：這個人是誰？誰也不是。在傅光明、鄭實采寫的《老舍之死口述實錄》中，與老舍之死有關的幾位當事人：浩然、草明’還有那位不知名的女紅衛(wèi)兵’都不敢承擔老舍之死的歷史責任。浩然承認自己說過“老舍打了紅衛(wèi)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來”，他的解釋是為了保護老舍免遭毒打瑏瑏。草明承認自己揭發(fā)老舍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美國人，但又解釋說："那個時代誰不斗誰?唯一署名為“她”的女紅衛(wèi)兵雖然承認自己參與了“8‘23”事件，但特別強調“我沒有碰過老舍一個指頭”。和那位不愿署名、不能錄音的紅衛(wèi)兵一樣’已經出版的陳白塵的《牛棚日記\不僅內容只為原文的十分之一，而且涉及到的一些人名均以XX代替，編者陳虹無奈地說：“這一做法確實‘保護’了不少有一定劣跡的人，但從‘史料’來看，則無疑是在‘掩蓋’或是‘抹殺’這段歷史?！雹?br />真正的歷史是無法掩蓋或抹殺的，因為創(chuàng)傷記憶總是在人們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林賢治主編的《烙印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體記憶》記錄了多位所謂“黑五類”子女的集體記憶。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因為出身不好,被打入另冊,在升學、就業(yè)、婚姻等人生重大問題上歷經坎坷。這還不是最痛苦的事’最痛苦的莫過于創(chuàng)傷記憶
造成的代際之間的傷害與心理隔膜。一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回憶，當年為了與父親劃清界限，不得已改了姓名。多年以后，父子見面，非?？蜌猓七^三巡，父親提出能否改姓。此情此景，真是情何以堪。相對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個難以理解的說法，干校知識分子的子女有一個非常詩意的稱呼：“五七路上向陽花”。一位“向陽花”回憶’她在咸寧干校生活了三年,與父親僅僅見了三次面，原因只有一個:與父親劃清界限。為了劃清界限’她甚至拒絕給父親寫一封信?，姮娺@種血緣親情與政治立場的沖突造成的尷尬與隔膜’在父女兩代人的心中’都是難以磨滅的精神創(chuàng)傷記憶。
注釋：
①[美1詹姆斯“兄揚《在歷史與回憶之間》,載德]哈拉爾德’韋爾策編《社會記憶\季斌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頁。
②德0安妮“弗蘭克；《安妮日記》，何縱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頁。
③[美1艾利“威塞爾：《一個猶太人在今天》，陳東飚譯，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頁。
④許子東：《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133頁。
⑤[美1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⑥英1喬治“奧威爾：《1984 ‘》,董樂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
⑦參見陳恒、耿相新主編《納粹屠猶：歷史與記憶》，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