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者必喜功-聞則必喜

吾國吾民有好大喜功的傳統(tǒng)。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雖略輸文采稍遜風騷只識彎弓射大雕，卻都是歷史上好大喜功的代表人物。有清一代的代表人物康熙乾隆者流，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這沒辦法，誰叫他們當時把國力給整上去了呢。在他們的當時，中華大帝國在世界上確是第一等的超級大國。財大氣粗嘛。到了乾隆時代，雖然他們的自我感覺依然良好，但正是在那時候，世界發(fā)生了不小的變化，當我們的“文治武功、十全老人”還在為覲見使節(jié)行不行跪拜禮而反復磋商之時，西方已經進入了蒸汽機時代。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們與世界逐漸脫軌了。
不能與時俱進的盛世漸漸衰落了。到了清朝后期，好大喜功的乾隆爺?shù)暮筝厒?，想大也大不起來、想硬也硬不起來了，到了只“好大”而“無功”的慈禧老佛爺手上，便只剩下“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了。于是便只有拿“我祖上也曾闊過”的阿Ｑ精神來安慰自己了。
有一則手機笑話，說是要給珠穆朗瑪峰安電梯，給長城貼瓷磚，給月亮涂涂料，給太平洋安鍋蓋。雖說是笑話，卻讓我想起了一則并非笑話的事。說的是秦二世的時候，皇帝突發(fā)奇想，說是要給城墻都漆上漆?；实郯?，金口玉言，金科玉律，一言九鼎，一錘定音——大臣們誰敢反對？！這時有一個叫“旃”的俳優(yōu)對秦二世說：“這很好?。【褪潜菹虏徽f，我也要請求的，漆城墻雖說會勞民傷財，但畢竟是好事，漆了城，敵人來了爬不上來，就是爬上來了，也會被漆粘住。只是應該先蓋能容下城墻的蔭室”（古代的漆必須在蔭室里蔭干）。于是二世也便作罷了此事（見《史記．滑稽列傳》）。
還好，秦二世還沒有糊涂到要蓋蔭室的地步，比我們有些現(xiàn)代人還是聰明一點。您不信？我給您舉幾個例子：幾噸重的巨硯做好了，可就是沒做能放得了它的案子，只能先放在地上，放在地上也不能用，怎么呢？沒有配套設施；幾千米的長卷寫好了、畫好了，可目前能展出它的展覽館還沒蓋好，也就只能先卷著了；幾噸重的舞臺裝置布景道具除了人民大會堂的舞臺能放，別的劇場一律演不了，演出再棒管什么用？幾噸重的大茶壺也只能當當幌子，沒法沏茶，用侯寶林的話說，還不夠“套兒”（茶葉和水）錢呢……
也還好，有一個叫什么大全的，專門收集各種稀奇古怪紀錄的世界紀錄在等著他們，能登上那個紀錄的金榜，也算是功成名就了——目的達到了——金榜題名時嘛！可見凡是好大者并不是完全出于個人愛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間也——在于“喜功！”好大者必喜功也，這“功”大抵包括兩方面的意思，一曰名，一曰利；所謂功名、功利者
是耶。
好大喜功是幾千年來的大一統(tǒng)觀念衍生出來的傳統(tǒng)病，大中華，大漢族，大中國，大一統(tǒng)，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這些觀念已經深入吾國吾民的心理，成為一種民族潛意識。我們不是沒有吃過“大”的虧，大躍進，大煉鋼鐵，大鳴大放，直至文化大革命，國民經濟到了幾乎崩潰的邊緣。是鄧小平的實事求是救了我們，改革開放救了中國，正是這種一心一意搞建設，埋頭苦干求發(fā)展的精神使我們的國家在二十幾年的短時間內迅速強盛起來。然而，好大喜功的潛意識在國家富強起來人民富裕起來的今天，也隨之急速膨脹，有越演越烈之象。當官的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為商的一擲千金大肆廣告快速賺錢，做藝的超級炒作大做其秀連蒙帶?！F(xiàn)象的背后不是為名即是為利。而各種大獎大賽大晚會大評選大排行的大轟大嗡大炒作則更加刺激了好大者的神經。于是也就出現(xiàn)了大腕大師大俠大藝術家大導演大明星大商巨富天皇巨星大片大舞美大制作遍地都是滿天亂飛的現(xiàn)象……自然也出現(xiàn)了大貪巨貪！
鄙人并不反對大，該大則大，只是不能為大而大。鄙人也不反對功，只是不要一味地為功而功。特別是決策人不能好大喜功 ，須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們的國家還不是很富裕，幾千萬人還沒有徹底脫貧，需要花錢的地方還很多。
但是現(xiàn)在辦事不“大”還不行，這似乎又是一個悖論。在商品經濟和信息化程度高度發(fā)達的今天，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弄出個大動靜來什么事都辦不成。于是，利益所驅，功名所使，真?zhèn)€是人在商海，身不由己。張藝謀要是不炒作，《英雄》準得成狗熊；馮小剛要是不炒作，“無賊”也“無錢” 。我想說的是，那些已經做“大”了的人們，首先要對得住大眾，其次要對得起你的投資人，尤其不能拿著國家的錢瞎造。別像某些大腕導演和大腕演員一樣，拿著別人的錢打水漂，可勁兒地造，做得越大越不嫌大，一部戲演兩場就偃旗息鼓再無聲息了。底線是對得起別人也對得起自己。至于功名或功利，那都是身外之物，喜功而有“度”才好。
好大喜功是一種權勢心理？貴族心理？還是一種暴發(fā)戶心態(tài)？抑或是國民性中的一種？值得探討——尤其在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