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美育的中國化

中西社會一直存在的時間差與空間差，決定了中、西對美育的理解和功能需求必然不一樣。然而由于近現(xiàn)代以來，西方軍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導致西方的審美教育一直在我國的美育體系中處于強勢甚至是主導地位，從而使中國傳統(tǒng)的美育資源和方法在現(xiàn)代美育體系中被一步步削弱，具有中國特色的美育理念難以真正形成。而沒有中國化的美育，其針對性和實效性必然難以樂觀。因此，美育的中國化是完成現(xiàn)代素質教育目標的必然要求。

一、中西美育的精神實質不同：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的差異

不同民族所依存的系統(tǒng)的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的不同，決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類型和精神實質必然會有差異。美國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在對原始民族的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人類文化有日神型文化和酒神型文化兩種，且進一步指出日神型文化講求節(jié)制、冷靜、理智、不求幻覺。酒神型文化則癲狂、自虐、追求恐怖、漫無節(jié)制……它們各有其表達情感的特定方式，而世代相習，形成傳統(tǒng)。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來區(qū)分中西文化，可能不一定準確和全面，因為任何的民族文化不可能只有一種精神類型，但卻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兩者在本質上的差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強調中正和諧、文質彬彬、不偏不倚，主冷靜反思，重自我克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這樣一種理性中和精神使得中國文化的精神內核基本是日神精神。表現(xiàn)在審美領域，從《左傳》的“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jié)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到孔子的“發(fā)乎情止乎禮義”， “從心所欲不逾矩”；到《史記》的“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jié)樂”；到中國音樂“用西方人的耳朵聽來，中國音樂似乎并沒有充分發(fā)揮出表情的效力，無論是快樂或是悲哀，都沒有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再到中國小說“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沒有強烈的情欲和沸騰動蕩的詩興……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jié)制，使得中國維持到數(shù)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钡任覀兌伎梢园l(fā)現(xiàn)，理性節(jié)制的日神精神是中國傳統(tǒng)美育的基本特點。西方文化雖然也有強調理智、節(jié)制的日神精神一面，但對追求激烈、極致、癲狂的酒神精神的高揚，卻也是其文化中極其特色的另一面。這一表現(xiàn)在審美領域更為突出，如早在公元前7世紀的古希臘，人們就用“大酒神節(jié)”來祭祀酒神狄奧尼索斯，表示對其精神的遵從與追隨；在柏拉圖那里，“迷狂”是審美的必備要素“詩人是一種輕飄的長著羽翼的神明的東西，不得到靈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沒有能力創(chuàng)造，就不能做詩或代神說話?！?；在耶穌那里“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在尼采的哲學中，酒神精神被贊美為是創(chuàng)新、開拓和維持生命力的根本；在易卜生戲劇中“不能完全、寧可沒有”；在西方印象派和野獸派等的繪畫里，極致的色彩和視覺沖擊總是無處不在；在西方的音樂中，高亢激越的音符和肆意揮灑的情感也總是最亮麗風景。因此，酒神精神是西方文化和西方審美的重要特征。

因此，中國化的美育不應追求極致的審美體驗，以防人們過度沉溺于感官的刺激中，而對一切的邏輯思維、理性分析、嚴肅思考缺乏耐心和興趣，并缺乏對感官慾望的克制能力，從而在放縱中遭受“求不得”的痛苦。就像荀子所說“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jié)，則是物至而人化物者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大亂之道也”。所以中國化的美育實踐應以促進人們內心的和諧為根本。

二、中西美育的思維特征不同：“和合”與“分化”的差異

中國先民的農(nóng)耕文明群體生存方式，決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必然是“和合”；西方先民的商業(yè)文明個體生存方式，決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必然是“分化”。中國文化的這一“和合”精神，造成了中國人審美思維具有以下特點：“天人合一”“群幾合一”“家國同一”的整體性、直覺思維的模糊性以及思維延展的無邊界性。即中國文化往往泯滅和消除了知識和生命、事物與事物、人與神、己身和外物之間的界限，使一切在和合中模糊不清。而西方文化的“分化”精神，決定了西方人審美思維的呈現(xiàn)以下特征：“天人相分”“靈肉相分”“情理二分”“形式與實質二分”的對立性、邏輯思維的?；砸约俺橄笏季S的獨立性。即西方文化往往是在強調感性與理性、肉體和靈魂、形式與實質、己身與外物對立區(qū)別的基礎上，去演繹、闡釋和創(chuàng)造。這樣的一種文化差異表現(xiàn)在審美領域：首先就是對于什么是“美”，什么是“審美”，什么是“美育”，中西文化解讀和界定是有巨大差異的。這是因為如上所述西方文化往往強調邏輯、實證，事物的邊界是明確的。因此在西方的思維體系中，“概念”一旦被界定，就可以通過直線式的演繹推理來解釋不同情境中的事物。所以黑格爾、康德、席勒等在談美育理論前都是先對什么是“美”和“審美”等概念進行界定。但如果直接把這些西方美育體系中概念拿來為我所用，往往是不能夠很好的契合中國人對美育的認知和理解的。因為中國的漢字與“和合”文化決定了中國人的概念往往不是明確的，而是“情境化的”，即在不同的語境和背景下，同一字、詞的意義往往是不同的。如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核心命題，“仁”“義”“禮”“樂”等等其實都沒有明確的概念界定，而是具有多義性、活潑性和不可窮盡性。所以，美育的中國化首先要擺脫西方美育體系中的既定概念，重新詮釋中國化美育的基本內涵。那么什么是中國化的美育概念呢？根據(jù)上述中國文化的特點，中國化的美育不應是一個具體的定義，但作為學術研究，應界定其基本的約束條件：即（1）中國化美育的起點不是“審美”，而是對“美”本身的認可、欣賞和追尋；（2）中國化的美育不追尋極致的、本體意義上的形式美，而是追求由“美”引發(fā)，以實現(xiàn)“個體全面發(fā)展”和“社會和諧”為最終目的的形式與實質相統(tǒng)一的一種人生美育；（3）中國化的美育不是單一的“藝術教育“、“審美知識教育”、“審美技能教育“或“美感教育”，而是包含藝術教育、美感教育、科學美教育、思想美教育、道德美教育等的全景美育。 我們把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國化的美育，稱為“人文美育”。

三、中西美育的目標不同：追求個體的自由解放和實現(xiàn)民族整體自救的差異

第一，西方現(xiàn)代美育誕生的背景是西方社會在工業(yè)化和資本化的高速發(fā)展過程中、在啟蒙理性的過度擴張下，出現(xiàn)了嚴重的人被異化、被碎片化以及“理性壓抑感性”的現(xiàn)象。所以現(xiàn)代西方美育反抗統(tǒng)一的邏輯、規(guī)則和秩序，批判工具理性，肯定感性和欲望，追求個性和差異，以實現(xiàn)個體的自由解放為最終目的。如康德主張通過美育來恢復人身上被現(xiàn)實破壞了的人性的和諧；黑格爾強調通過審美使人獲得解放，認為“自由是心靈的最高定性”；席勒認為美育就是“游戲”，在游戲中人獲得自由與完整。而近現(xiàn)代的中國，主要任務是要實現(xiàn)民族獨立與富強。這決定了近現(xiàn)代的中國美育雖然也會關注個體的自由解放，但個體的自由解放是服務于民族的獨立和富強的，其基本的立論思路是“救國先救人，救人先救心，救心必須除欲，除欲靠美育”。所以我們發(fā)現(xiàn)即使是強調“審美無利害性”和“美是形式”王國維先生也認為美育的功能在于造就“一人如此，則優(yōu)入圣域；社會如此，則成華胥之國”；提出用“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先生，其立足點是“非有出世間之思想者，不能善處世間事，吾人即僅僅以現(xiàn)世幸福為鵠的，猶不可無超軼現(xiàn)世之觀念”；提出了美育“解放說”的朱光潛先生，其根本目的也是要用美育來“洗刷人心”因為“要求人心凈化，先要求人生美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化美育的基本特點必然是“經(jīng)世致用”。從傳統(tǒng)中國到近現(xiàn)代中國莫不如此。

第二，今天的中國雖然也不同程度的出現(xiàn)了康德和席勒時代所面臨的“現(xiàn)代化”問題。但今天的中國相對于19-20世紀的西方社會來說，依然有巨大差異：（1）今天的中國，雖然工具理性、實證理性、實用理性也在不斷膨脹、擴張并壓縮人的感性世界，使當今中國也出現(xiàn)了較為嚴重的“感性與理性”的沖突。但由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偏重整體性的、模糊的直覺思維和形象思維，導致我們的理性精神、科學精神、邏輯思維一直不足（如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有算術，沒數(shù)學；有武術，沒運動學；有煉丹術，沒化學等）。這樣的一種深層思維模式的影響到今天依然存在。因此，中國美育的任務不僅要恢復人活潑潑的情感，也要涵養(yǎng)人的理性精神，即中國美育的根本任務不是要用感性去反抗理性，而是要在美育中要實現(xiàn)感性和理性的融合統(tǒng)一。（2）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一個宗法族制的社會，是一個以倫理治國的社會。在這樣一種社會形態(tài)中，宗族、家族的利益和社會的規(guī)范、道德總是凌駕于個體的利益和情感之上，導致個體的利益、情感、自由總是被壓抑和忽視。這導致中國人形成了長期的“群體”思維習慣和實踐習慣。而隨著中國商業(yè)化、市場化、自由化的不斷發(fā)展，中國人的主要連結方式也已由“血緣”變成了“業(yè)緣”，中國“陌生人社會”的特點越來越突出。這樣一來，中國人以前“群體原則”的道德約束和血緣約束被瓦解，加上缺乏“自我管理、自我選擇、自我負責”的個人主義傳統(tǒng)以及尊重法律的契約精神。中國人面對突如其來的自由、解放有點無所適從。中國社會大量個人主義變成了自我主義，自由主義變成了虛無主義，解放變成了放縱，競爭變成了斗爭。因此，在借鑒西方美育觀促進個體自由、解放理念的同時，中國化的美育應更多探索美育促進群體、集體和諧的路徑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