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童小說《黃雀記》中的人物與時代隱喻 ——從“黃雀”的隱喻說起

引言

蘇童的小說《黃雀記》以“黃雀”為名，但正文全篇卻并未出現(xiàn)“黃雀”這一意象，然而“黃雀”的深刻隱喻卻蘊含于小說故事進(jìn)行的始終。中國古語有云：“螳螂捕蟬，黃雀在后”，蘇童正是利用這一古語隱喻著以寶潤、柳生、仙女為主的人物命運間的互相牽制與糾葛。同時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還賦予了祖父、寶潤、柳生、仙女等人物深刻的時代象征意義。于是，“黃雀”的隱喻便超越了對人物個體命運的關(guān)照，進(jìn)而隱含了對“文革”以來中國發(fā)展歷程的思考，以及對民族歷史文化傳統(tǒng)與民族性的關(guān)注。蘇童在對歷史與時代進(jìn)行詩意抒寫的同時也力爭完成著對當(dāng)代人生存方式與精神狀況的嚴(yán)肅探討，然而在探討過程中，蘇童也不免陷入了他們那一代人所共有的迷茫與困境之中。本文將通過對《黃雀記》中人物的分別探討，對隱藏其中的時代隱喻進(jìn)行挖掘，以力爭對“黃雀”的隱喻做出進(jìn)一步的闡釋。

一、“祖父”的時代隱喻

《黃雀記》的故事發(fā)生于改革開放之后的新時期，然而故事的一切起因卻是從舊時代走來的祖父的“丟魂”事件。照相館的疏失造成的“照片事件”成為了一切的預(yù)言，青春靚麗的少女代替了祖父的遺像，這宣示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與一個舊時代的遠(yuǎn)去。果然，不久后再一次照相時，祖父的“魂”丟了。祖父說自己的魂魄是從腦袋上的疤痕飛出去的，而那疤痕正是文革時期被“紅衛(wèi)兵”毆打所致。作者巧妙地將現(xiàn)實與歷史勾連起來，同時暗示著我們，剛過去不久的那場浩劫依然對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產(chǎn)生著深刻的影響。在這里，祖父的魂魄所象征的無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價值體系與精神信仰。而祖父正是在這樣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下生活著的人。他幾度接近死亡卻都存活下來，這隱喻的正是我們的民族曾經(jīng)衰微而又堅強延綿的歷史?！拔母铩钡牡絹泶蚱屏伺f的價值體系與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而改革開放后，新的價值體系又難以建立起來，于是“丟魂”的故事便成為了自然。它不僅象征著祖父那一代人精神信仰的崩潰也象征著改革開放初期與社會的普遍迷茫。

祖父“腦袋里的氣泡”破了以后，便開始了他“挖掘”的行為，這挖掘不僅僅是單純的對祖宗的尋找，更成為了對過往革命史“文革”的開掘與反思。然而，對祖宗骨殖/血緣/傳統(tǒng)的尋找卻首先尋出了祖宗的地產(chǎn)/資本的地理與歷史，這無疑是敘事者對于“后革命時代”最深刻的理解與最刻骨的諷刺，人們難以重拾民族的傳統(tǒng)價值，對過往的隱痛又沒有勇氣再去回望與反思，取而代之的只有資本時代金錢至上的價值原則。終于，祖父的歷史與價值體系在全新的資本時代被人們所遺棄，人們無法容忍他孜孜不倦的挖掘，最終將他作為歷史的“剩余物”“流放”到了精神病院――這個接納遭受時代排斥的人們與時代的“迷茫者”們的所在。

祖父雖被“流放”到精神病院，可他的遺像卻長久地懸掛在香椿樹街，默默地注視著這街上發(fā)生的一切。這里我們不禁想起了張愛玲小說集《傳奇》的封面——一個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邊坐著奶媽，抱著孩子，仿佛是晚飯后家常的一幕，可欄桿外，有個不成比例的人形，像鬼魂似的，正好奇地往里窺視。如果說《傳奇》的封面所隱喻的是現(xiàn)代對于歷史的窺探，那么《黃雀記》中祖父的遺像則不啻是歷史對于現(xiàn)實的審視。香椿樹街上的人們在它的注視下或取得成功，或走向毀滅，或?qū)崿F(xiàn)重生。他們所做的一切似乎是在沖破歷史藩籬的新時代，然而他們的性格與命運卻又無一不受到民族最原始的生存方式與精神意識所造成的影響，無論是古久的民族文明史還是新近的革命史的桎梏。

二、保潤與柳生

如果說祖父被時代“流放”于精神病院的話，那么保潤就被“流放”于看守所。祖父被“流放”是因為他觀念中的傳統(tǒng)價值難以適應(yīng)新時代的劇烈變化，而保潤被“流放”在很大程度上則是由“文革”一手造成的。保潤的悲劇就在于作為時代“中間物”的他既沒有祖父心中的道德戒律，又不像柳生那樣懂得適應(yīng)與利用新時代的資本規(guī)則。因為沒有道德戒律的束縛，他才會捆綁仙女；因為不向資本時代妥協(xié)，他才會被柳生利用資本的力量栽贓陷害。保潤欲用繩索捆綁祖父與柳生，但最后卻被他們所代表的力量送入了命運的漩渦。這種力量有歷史的必然也有命運的偶然，歷史的必然適用于歷史交替時期的這一代人，命運的偶然則適用于保潤，必然與偶然共同造就了保潤這個新時代的倒霉蛋。于保潤而言，這股力量似乎便是那只在他身后默默注視的怖人“黃雀”，而保潤則正是那只渴望捕食獵物的螳螂。到這里，保潤身上所蘊含的“黃雀”隱喻似乎已經(jīng)可以被我們所理解了，但如果我們轉(zhuǎn)換一個角度進(jìn)行思考，那么我們又可以獲得不一樣的啟示。表面上看來，在故事的人物關(guān)系體系中，保潤正是那只螳螂，為新舊兩股勢力所影響與綁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保潤就成為了那一只黃雀，他的捆綁象征著民族原始狀態(tài)對民族歷史發(fā)展的潛在但往往又是決定性的影響。

三、仙女的離去、回歸與突圍

仙女（白小姐，以下統(tǒng)稱仙女）去過國外與深圳，與柳生相比，她更是新時代的弄潮兒。但與柳生不同，她并非資本規(guī)則的主動適應(yīng)者，而是代表了被命運和時代裹脅的一類人。若非少年時期遭強奸，她本不必背井離鄉(xiāng)，但正是這意外的遭遇使她開始了自己“離去——回歸——突圍”的歷程，作者在仙女的歷程中隱喻著深刻的時代內(nèi)涵和對民族未來的希望與思考。

仙女在她的少年時雖被稱為“仙女”，但顯然，即便是強奸案之前的她也并非一個“仙女”般的純潔少女。她愛慕金錢與虛榮，所以才崇拜柳生，輕視和欺騙保潤，最終因為八十塊錢的爭端遭到了橫禍。仙女的愛慕虛榮與金錢我們自然可以解讀為時代轉(zhuǎn)型時期少女的普遍與正常心態(tài)，但筆者以為，此處作者所想表達(dá)的更深刻的寓意在于人的本性并非如“仙女”般美好，而是帶有種種欲望與潛在的邪念，而人對自我的原始欲望如果不加節(jié)制就會造成如仙女、保潤、柳生那樣的互相殘害的局面，這甚至可以理解為人類文明高度發(fā)展至資本時代后反而回歸到野蠻動物性的可怕隱喻。而由此而引發(fā)的仙女的“離去——回歸——突圍”的歷程正是佛家所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不是水?！钡倪^程。仙女在這一過程中實現(xiàn)的正是對自我“原罪”的超脫，這也正是仙女剪斷與遺棄保潤繩索的真正隱喻。仙女剪斷的正是保潤所象征的原始欲望對人的羈絆與束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或許突圍后悄然隱去的“仙女”才是那個浴火重生后相對完善的女性形象，仙女歷程的隱喻已不僅僅是對個體命運與生命歷程的象征，更隱含著作者對于中國發(fā)展歷程的思考。

    仙女以帶有原始欲望的蒙昧“仙女”形象出現(xiàn)，在精神病院忽然遇到了象征新時代資本勢力的柳生與象征民族原始狀態(tài)與精神的保潤，并遭遇了橫禍，這樣的特征與“文革”前后中國的狀況是何等相似！而在仙女身上，象征著歷史、傳統(tǒng)與過往的”黃雀“具有了雙重的意義。它既是遙遠(yuǎn)的可怖靜觀者與詛咒者，同時也可能成為幫助一個民族走出困境的法寶?？傊?，我們不應(yīng)該成為黃雀身前不知回頭的螳螂，而應(yīng)當(dāng)勇敢而智慧地面對民族的過往，回歸民族的傳統(tǒng)與歷史，從過往的輝煌與傷痛中找到國民個體與民族國家共同的”突圍“的路。

結(jié)語

蘇童的小說《黃雀記》通過貫穿始終的“黃雀”的隱喻與小說中不同人物的塑造體現(xiàn)了強烈的時代象征意義。最后，我們不妨透過該作三部分的標(biāo)題對以上內(nèi)容做一概括性的認(rèn)識。

作品的第一部是“保潤的春天”，它象征著改革開放初期的蒙昧與希望的并存。作為保潤這一人物而言，他也同樣象征了民族原初與蒙昧的狀態(tài)，而在這種春天般的狀態(tài)下也隱藏著危險，并發(fā)生了強奸案這樣的事情。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作者并未明寫，卻通過祖父這一形象加以闡釋了的春天前那漫長的冬天，也即“文革”與民族過往的苦難歷史。緊接著，作品從“春天”跳過夏天，直接進(jìn)入到了”柳生的秋天“。它象征著春天之后信仰喪失的時代與社會的普遍迷茫，也暗示著柳生此時的生活狀態(tài)。而正處青壯年的柳生居然步入人生的”秋天“，這正是時代與歷史對于人的命運的莫大的嘲弄與強力的左右。然后，時間忽而轉(zhuǎn)回到”白小姐的夏天“，作者讓白小姐完成了自身“離去——歸來——突圍”的歷程與重生，也在其中寄寓了對民族過往發(fā)展史的思考與對未來道路的理想化展望。最終，作者用在夏天這個富于生命力的季節(jié)與在此時出生的“怒嬰”暗示了未知而又充滿希望的未來，這可以說是作者在迷茫與困境中展現(xiàn)出的希望與樂觀。

在這樣的一部故事中，故事中人物的命運互相牽制羈絆，他們象征著時代，同時又各自受到了歷史傳統(tǒng)與過往時代的深刻影響。他們成為了彼此的黃雀，同時又受到更為強力而神秘的“黃雀”的觀望與詛咒，可他們還可能從這“黃雀”中找到“突圍”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