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對話新聞觀念的起源與發(fā)展—一項觀念史的研究

對話隱含著積極理解的意義，有理念的內核和支撐。在巴赫金看來，狹義的對話是人們直接的、面對面的、發(fā)出聲音的言語交際形式，① 而廣義的對話則包含了技術發(fā)展導致的跨時空的交際，歸根到底，這種層次的對話超越了物質空間的在場和同一時間的限制，虛擬在場成為新的對話發(fā)生條件，縱向的時間軸也不再是對話的阻礙。本文在廣義的層面上討論對話。對話觀念作為人類新聞傳播活動中的重要觀念，體現(xiàn)于每一歷史階段的新聞傳播活動中，作為一種重要的思想觀念，它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參與到了人類歷史進程之中，并與社會、政治、文化等要素建立起了緊密的聯(lián)系。在當前的新聞理論研究中，以觀念史的方法重新對對話新聞觀念進行審視、梳理、分析、解釋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采取歷史的視野，回歸新聞傳播研究的經典文本，追溯對話新聞觀念的起源、發(fā)展過程，試圖揭示出現(xiàn)代對話新聞觀念的起源與發(fā)展如何與思想史的轉向、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及其危機等問題發(fā)生關聯(lián)性的互動、共振。時間段上著眼于印刷時代至大眾傳播時代，互聯(lián)網時代的對話新聞觀暫且不做討論。本文目的在于對話新聞提供觀念層面的合法性，同時也為對話新聞理論提供理念支撐。 

一、概念與方法

    首先，對話新聞是一種相對于客觀新聞而言的觀念主張，是與客觀性理念相對的對話性理念，是以平等、民主、自由、解放、互動、參與為特征的價值理念，它的目標是對傳統(tǒng)新聞業(yè)時代或大眾傳播模式中的客觀性理念的一種糾偏，使傳統(tǒng)新聞領域作為公共領域的觀念在主體維度上有更明確的落腳點；其次，對話新聞是一種新聞生產方式，是以對話性機制為核心的新聞生產與收受方式，是不同新聞參與主體之間相互作用、影響、對話的結果，指向的是民眾新聞及其與職業(yè)新聞的互動，是包括消息源主體、傳播主體、接收主體、影響主體、控制主體在內的所有新聞主體之間的對話性生產過程，這個層面上的對話新聞指向的是新聞信息和新聞活動固有的交往、交流、對話屬性。從這個角度說，對話新聞研究實際上是對“傳者中心”“編輯部中心”的傳統(tǒng)新聞生產社會學理論的創(chuàng)新，研究的關鍵是揭示對話的具體方式，其實質問題是新聞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指向的是新聞生產的社會性、公共性特征，更適合解釋新媒介形態(tài)下的傳播主體結構。本文主要在這兩方面理解對話新聞。

   “對話新聞觀念”目前并不是一個完整、成熟的指稱，但毋庸置疑的是，對話新聞觀念是新聞觀念的一種，與客觀新聞觀念類似，是多元化新聞觀念系統(tǒng)中的類型之一。既體現(xiàn)在人類的新聞傳播活動實踐中，也體現(xiàn)在相關的新聞傳播研究的知識史、思想史、學科史中，即它既是一種由實踐到理論的抽象，也是對相關知識的梳理、反思和發(fā)展。我們可以從認識觀念、價值觀念和方法觀念三方面理解對話新聞觀念②，對話新聞觀念既是關于新聞活動主體對新聞活動的觀念反映、認知結果，更是一定主體對于新聞活動的平等、自由、互動、參與等價值的期待；同時，在方法論視野中，對話新聞觀念可以被新聞活動主體用來指導新聞實踐。

在彼得斯看來，蘇格拉底的對話觀推崇面對面的談話和交流，對應的傳播類型是以口頭傳播為主的人際傳播；耶穌的撒播觀強調公平的播撒，對應的傳播類型是以單向傳播為主的大眾傳播。本文認為，前者是面對面、點對點的物質空間的現(xiàn)實對話，后者是跨越時間和空間的虛擬對話，報紙等現(xiàn)代傳播形態(tài)帶來了更大范圍、更深程度、更多層面、更多形式的虛擬對話，虛擬對話反過來又會影響現(xiàn)實對話，“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想象，報紙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個人的談話，即使之豐富多樣，又抹平其差異，使人們的談話在空間上整合、在時間上多樣化；即使不讀報但和讀報者交談的人也會受到影響，也不得不追隨他們借用的思想，一支筆足以啟動上百萬的舌頭交談?！雹?nbsp;“現(xiàn)實對話與虛擬對話”是本文所指的對話的兩種類型。

觀念史研究方法是在觀念史的研究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學術研究方法④。對于學術研究領域的某個關鍵或核心概念，不僅可以進行靜態(tài)的共時態(tài)的分析研究，還可以利用歷史的視野，回歸本研究領域的經典文本，追溯概念的起源和發(fā)展歷程，還原不同時期該概念的社會語境，探究不同時期概念內涵的相似性、差異性以及總體趨勢特征。一方面，觀念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為各個領域尤其是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理論資源和操作依據(jù)，另一方面，觀念史研究方法正在形成一股新的學術研究方法思潮，成為理解社會和歷史的獨特視角。本文主要以觀念史的研究方法論述現(xiàn)代新聞觀念起源階段的特征——解放與自由以及發(fā)展階段（大眾傳播階段）的特征——雙向互動與新聞公共性。

二、解放與自由——現(xiàn)代對話新聞觀念的起源

在印刷術產生之前，教會始終是文化信息、宗教信息傳播的主角，修道院抄書房始終是當時文化的集聚地，牧師是牧區(qū)與外界和上帝溝通的唯一聯(lián)系人，社會處于一種穩(wěn)定發(fā)展的狀態(tài)。隨著15世紀末印刷術的發(fā)明普及，新聞事業(yè)的原始形態(tài)開始孕育、萌芽。15世紀下半葉已有印刷的新聞傳單流行，16世紀后，出現(xiàn)印刷的小冊子和新聞書，新聞事業(yè)初期，還有月刊、半年刊及年鑒形式的印刷品。印刷技術的社會影響開始顯現(xiàn)：印刷革命導致了神性的衰落，人性與理性成為社會的標桿；消弱了宗教權威的控制，加速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實現(xiàn)了時間與空間聚合，導致了民族國家社群誕生；促進了西歐公共領域的興起，助推了爭取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社會運動。

整個社會的交往特征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首先，印刷商可以簡單快捷方便地印刷書籍、報刊、傳單、小冊子等，人們獲得信息更加便捷，新的思想、知識和觀點在人群中傳遞的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充足的、多樣化的信息為公共對話與交流提供了資源，對話和交流又促進了人們之間共同體意識的萌生，現(xiàn)代民族國家在公眾間彼此聯(lián)系緊密的背景下孕育誕生。第二，伴隨著印刷革命的進行，公共教育開始出現(xiàn)，宗教信仰、教義闡釋、圣經的閱讀以及知識的獲取不再是貴族精英和僧侶的特權，知識精英與社會公眾的個體意識蘇醒，成為具備反抗意識和解放意識的對話主體；第三，伴隨著科學知識的傳播，學術對話日益密切且頻繁，學術共同體逐漸在印刷所形成。印刷所是學者、藝術家和精英的匯聚之地，是高深學問的機構，是各種文化交流和思想交流的樞紐。印刷所吸引本地的文人和知名的外域人士，成為日益擴展的學問共同體的聚會場所和信息中心。同時，印刷所的書籍使學者之間可以更方便的查閱和比較文本，實現(xiàn)了知識的快速積累，豐富的讀物促進了思想的發(fā)展、結合和轉換。不僅如此，印刷所的經營還推動了世俗學問的前進。學者們開始大膽的批判或譴責教士的知識壟斷及其產生的弊端。一些富有改革精神的宗教學家從過去對教會的依附中解放出來，他們與蔑視修士學問、喜歡世俗文學的人更加親近，普通公眾得以與有學問的人進行交流。第四，各地興起了文化沙龍、咖啡館、小酒館等公共對話場所，這些場所鼓勵自由言說，是社會精英和普通公眾自由談話和交流思想的公共空間。咖啡館是信息交流中心，特別適宜隨意聊天和悠閑地閱讀各種最新出版的小冊子、單張新聞紙、公報和新聞信札。“建于1689年的巴黎普羅科普咖啡館是狄德羅及其朋友會面的好場所?？Х瑞^主人經常在屋內擺放報紙和雜志以吸引顧客，因此鼓勵大家對時事新聞的公共討論，今天所謂輿論即興起于此時。這些機構促進了思想碰撞，并提供了個體之間邂逅的場所。”⑤人們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到相應的咖啡館找到具體類型的信息和與之討論某類信息的人。而且，咖啡館的氣氛鼓勵陌生人之間的交談，階級和社會地位的差別完全被拋在一邊，交談主體的平等地位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對話的積極效果。另外，咖啡館不只是閑聊輕松地話題，人們也經常討論知識性問題，許多科學家和他們的同行也到咖啡館談論高深的問題、進行學術辯論，有時還在咖啡館做科學試驗?？梢?，咖啡館成為了現(xiàn)代社會公共領域的典型。最后，印刷技術的高效率為公共對話與交往帶來了時間條件和機會條件。機印書比手抄書的成本降低了幾百倍，印刷工的效率比手抄的效率提高了上千倍，信息傳播的速度和規(guī)模大大提高，一方面解放了印刷商、商人和學者的時間，一些學者、專家之所以能夠在咖啡館的交談和閑聊，源于印刷機把人們從手抄書繁重勞動中解放出來，為公共對話提供了時間條件；另一方面社會公眾信息更迭頻率的提高刺激了人們相互交流的欲望。

到了17世紀初，新聞事業(yè)顯示出了比較完整的形態(tài)，公開發(fā)行、定期發(fā)行、信息量大、注重規(guī)律和效益的的新聞報刊出現(xiàn)，這是現(xiàn)代新聞事業(yè)的最初標志。18世紀，新聞工作者的影響力隨著期刊數(shù)量的激增而不斷擴大，新聞界尤其是期刊社作為一種機構不斷對知識生活起重要作用，且又有助于文人共和國中想象共同體的傳播、凝聚和權力。報紙出現(xiàn)之前，書籍是主要的媒介形態(tài)，書籍更容易喚起人文主義的潮流，卻不是民族的甚至國際的潮流。“報紙的源頭是世俗的、日常的東西，它來自于私信，私信又來自于交談。報紙是一種公共的書信、公共的交談；它來自于私信和交談，正在成為私信和交談的最大的調控力量，正在給它們提供最豐富的營養(yǎng)；它正在成為全世界每個人閱讀的相同的東西?！雹?nbsp;“期刊比書籍更能廣泛地傳播知識，就像書籍比手稿更能傳播知識一樣。讀者敬畏書籍，不愿意將它們置于家中。期刊則不同，它更容易親近讀者，就像是一位摯友，只想時常在你耳邊呢喃?！雹哒驗橛辛藞蠹垼ㄆ诳┻@種媒介形態(tài)，人們的交談內容更加統(tǒng)一，交談的熱情更為高漲，交談空間和時間更加自由多樣，公眾之間的同步性和共同感增強。在塔爾德看來，印刷術在16世紀的大發(fā)展產生了不同于“群眾”概念的“公眾”，公眾是由處于不同時空的現(xiàn)代社會個體組成，是純粹精神上的集合體。印刷術之前的交談多是公共廣場上“群眾”間的交談，印刷術尤其是報紙的出現(xiàn)，使得交談成為超時空關系的現(xiàn)代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報刊的建立是社會主體關系的建立，關系即連接，連接即對話和交往，非預期性、無規(guī)律性以及弱連接成為傳媒現(xiàn)代性的早期特征。除了社會主體之間的交往，公眾與國家事務的聯(lián)系也在這一階段得到加強。黑格爾認為，“現(xiàn)代社會始于讀報時”，讀報替代了現(xiàn)代人的晨禱，區(qū)分了傳統(tǒng)人與現(xiàn)代人的差異: 傳統(tǒng)人傾心于上帝，現(xiàn)代人更關注國家命運，因為現(xiàn)代人通過讀報與國家事務聯(lián)系在一起。國家之間或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的交往在信息傳播支持下更加密切、更為復雜。這一時期虛擬對話的擴張和延伸，報紙作為公共頭腦，歷史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基本關系。  

事實上，印刷及其帶來的媒介形態(tài)，既帶來了自由和解放，也招致了控制和迫害。印刷技術被給予厚望，被認為是帶來了在國家層面上實現(xiàn)民主的手段，有了印刷機，人們才得以把意見傳播的更遠，討論的范圍才能更廣，廣袤土地上稀少的人口才能有和小城市居民同樣的自由……然而，其帶來的自由和解放與來自政府的檢查和控制幾乎一樣多，無論是教會還是政府，都熱衷于對媒體和出版物進行審查控制。于是，反抗和呼吁的聲音成為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先聲，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思想家急切呼喚自由，認為只有有了報刊自由，“一個人口眾多的現(xiàn)代大國才能重建古時城邦的公共論壇；只有通過報刊，才能同時向幾百萬人傳授同一條真理；只有通過報刊，人們才能對真理進行心平氣和的討論，冷靜地作出決定，發(fā)表意見?！雹?nbsp;這些呼吁一定程度上導致政府對報刊的限制反而加強了新聞自由。

在印刷革命至現(xiàn)代報業(yè)出現(xiàn)之前，西歐社會經歷了口頭傳播、文字傳播向印刷傳播轉變的階段，也見證了專制主義新聞體制向自由、獨立、民主的新聞體制轉化的過程，這一階段對話觀念的主要內涵是獲得解放和追求自由。對話與交談的力量有著天生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向往自由的人憧憬著由對話尤其是經由新興媒介技術支持和保障而實現(xiàn)的更廣范圍、更深程度的對話達致的民主社會，同樣，任何一種開放性的跡象都會被保守勢力和既得利益者所扼殺。對話意味著共識和連接，對統(tǒng)治者來說，公眾在任何方面的一致性，都會造成他們不希望看到的改變或顛覆?？锥嗳凇毒V要》中寫道，印刷機發(fā)明時，人們尚未認識到它帶來的自由力量，這真是大幸，因為教士和國王必定會聯(lián)起手來把這個將要揭露他們偽善，把他們從寶座上拉下來的大敵扼殺在搖籃中。因此，印刷技術所帶來的對話契機，對民主社會的紅利基本停留在新聞傳播職業(yè)化、建制化之前，這個階段也恰好是現(xiàn)代性或現(xiàn)代社會制度顯示出優(yōu)越性和合理性的時期。

三、雙向互動與新聞公共性——現(xiàn)代對話新聞觀念的發(fā)展

現(xiàn)代報業(yè)之初的客觀性堅持的是大眾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形式，信奉現(xiàn)代科學帶來的普遍主義，力求成為超越于黨派之爭和利益之爭的公共論壇，重視社會公眾的想法和訴求，相信自由主義所宣稱的“意見的自由市場”和“真理的自我修正”，歸根到底是對人理性的信任和對民主的許諾。事實上，便士報的進步性源自于與當時美國社會現(xiàn)實的深度互動，順應民主市場社會的趨勢，反映廣大中產階層豐富多彩的社會活動，增強報紙的日常生活性和大眾性，支持個人主義和理性的作為。實現(xiàn)了普通公眾的新聞參與、政治參與和政治平民化，一定程度上使初級群體為主的傳統(tǒng)社會關系轉為了以次級群體為主的現(xiàn)代社會關系，革命性地解放了虛擬對話發(fā)生的機會和條件，為現(xiàn)代參與式民主、協(xié)商式民主奠定了基礎。伴隨著報紙的專業(yè)化和新聞記者的職業(yè)化、電報技術的發(fā)明及在新聞領域的使用，客觀性理念成為新聞業(yè)的主導原則，現(xiàn)代大眾傳播模式逐漸確立。

上述新興的新聞業(yè)秩序一定程度上是18、19世紀社會運動和思想運動延伸的產物。大眾傳播模式形成并建制化之后，新聞業(yè)公共性漸消，表現(xiàn)出了民主化危機。整個大眾傳播時代，是現(xiàn)代社會制度集中發(fā)揮作用和影響的時期，新聞業(yè)面臨著政治權力的變相控制和媒介商業(yè)化、壟斷與集中造成的新聞公共性缺失問題，對話觀念總體上趨于保守、平穩(wěn)的態(tài)勢，主要表現(xiàn)在對新聞客觀性的批評聲音以及改進意見上，其關鍵詞是雙向互動和新聞公共性。

歷史學家亨利·梅認為20世紀30年代是美國文化的分水嶺，在此之前美國擁有較為統(tǒng)一的文化，之后則是共同價值和信仰被獨立和彼此沖突的信仰所取代的時代，是消解和分裂的時代。⑨20世紀20年代，美國精英階層對社會公眾的理性能力和民主參與能力表現(xiàn)出不信任，例如民眾不能成為民主的真正主體、個人只是受荷爾蒙崔使的產物、民眾只是非理性的消費者和旁觀者。在杜威、庫利那里，民主來自平等主體之間的社會交流，因此，這種消極公眾觀與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的交流觀形成了某種矛盾和沖突。在他們看來，民主在現(xiàn)代社會衰落了。新聞媒體正是民主衰落的主要原因，甚至就是民主危機本身。

新聞業(yè)的危機主要來自媒介技術發(fā)展與政治權力和商業(yè)資本對客觀性理念的扭曲和利用。印刷和電報技術的成熟使得信息進一步集中化、單向化，整個社會的交流情境是媒介單向的解釋，而不是對話式的。媒體與受眾的關系在19世紀還是較為緊密的，而到了20世紀傳收之間竟存在著巨大的鴻溝，而且“印刷機和電報助長了由于商業(yè)和社交生活加速造成的緊張病”⑩ ；政府及官員使客觀性成為政治合法化的手段，通過成為權威信源實現(xiàn)了客觀性和政治的合二為一；新聞業(yè)危機的最根本原因是媒介的集中和壟斷化，伴隨著商業(yè)化的趨勢，媒介喪失了討論問題的社區(qū)平臺的功能，讀者、聽眾、觀眾都變成了被動的消費者，客觀性成為達致利益目的的手段?？傮w上，客觀性理念主導下的大眾傳播模式限制了對話觀念的發(fā)展：對話主體精英化，普通公眾無法參與；新聞信息高度集中與單向化，造成了新聞生產的結構化與內容的娛樂化；缺乏對話新聞發(fā)生的場域與平臺，強勢的客觀性意識形態(tài)擠壓了公眾的聲音，造成對話新聞發(fā)生條件的不完整；恰逢現(xiàn)代社會高速發(fā)展期，社會矛盾交織導致公眾心理失衡，對個體利益的過度強調降低了公眾的新聞參與、政治參與、公共事務參與的熱情。

美國新聞業(yè)為應對客觀性危機而采取的一系列改進，如解釋性報道、調查性報道、批評性報道、新新聞主義運動、進步主義運動、公共新聞運動是反思客觀性、增進對話性在行為方面的體現(xiàn)。旨在增強新聞生產與傳播過程中不同新聞主體之間的對話性，重新通過新聞媒體建立一種參與式的民主，通過理性的由批判精神的公共討論來達到自治。但這些行動改進措施只是客觀性理念框架內的修修補補，并未形成挑戰(zhàn)新聞業(yè)秩序的能量，始終處于新聞業(yè)的外圍和邊緣地帶。

     盡管如此，對客觀性主導的新聞業(yè)的批評反思卻是頻繁且有力的，主要表現(xiàn)在對現(xiàn)代性和現(xiàn)代主體性哲學的反思以及對新聞業(yè)責任和民主功能的強調兩方面。   

整個20世紀是現(xiàn)代性在各個領域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備受反思和批評的世紀，以理性為標志的啟蒙精神、元敘事、宏大敘事、普遍主義被解構。對普遍性、共同性、多元化、差異性的社會交往的認可成為現(xiàn)代性反思的一部分，再次喚醒交往主體，并且在交往主體之間形成平等互惠的主體間性，本著容納多元與尊重差異的原則，重整社會共同體，重建社會的公共性，這些倡議與參與性、公共性的對話觀有著很強的一致性，對話觀念是現(xiàn)代性反思在新聞傳播領域的表現(xiàn)。除了對現(xiàn)代性的反思批評，20世紀哲學的發(fā)展或轉向也間接影響了新聞傳播觀念。20世紀之后現(xiàn)代哲學逐漸發(fā)生了人類學、語言學、文化學的轉向，哲學界及社會學界開始重視人類的本質問題——交流或對話問題。在哲學家馬丁·布伯、思想家戴維·伯姆、語言學家巴赫金、解釋學家伽達默爾和哲學家、社會學家哈貝馬斯等人的努力下，以倡導主體之間平等互惠關系的主體間性哲學確立，并成為了西方對話理論形成的基礎和標志。馬丁·布伯強調對話主體間的平等性和互動性，把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分為我-它、我-你的關系，他提倡的是主主關系——我-你關系。戴維·伯姆認為對話的目的是實現(xiàn)最自由、最徹底、最無拘無束的交流和溝通，對話可以幫助我們發(fā)現(xiàn)客觀世界的真相和真理。他們否定了古典對話思想中對話即勸服的觀點，認為對話是一個意義分享和新觀點創(chuàng)造的過程。巴赫金最重要的貢獻是區(qū)分了對話與獨白的概念，一定程度上啟發(fā)了研究者對對話性原則與客觀性原則的研究。伽達默爾將對話引向了理解問題，啟發(fā)了研究者對新聞活動中的傳收關系的關注。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是對話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提倡交往理性，將傳媒作為營造公共領域的重要力量，并對現(xiàn)代大眾傳播模式導致的傳媒公共性缺失進行了批評。受現(xiàn)代性反思及哲學批評的啟發(fā)和促動，新聞傳播領域也展開了對客觀新聞業(yè)的反思。

20世紀40年代，美國社會出現(xiàn)了要求傳媒承擔社會責任的聲音。新聞自由委員會認為傳媒應當成為交流評論和批評的論壇，大型大眾傳播機構應當將自己視為公共討論的共同載體。報紙有責任幫助社會合理地了解情況并開展行動，廣播電視要保證公眾問題討論中的平等機會，在關于公眾生活和福利的重大問題上要給予問題雙方平等的表達機會，傳媒要提供充分接觸當日信息的渠道，公眾應該擁有信息的近用權和基本的知情權，傳媒是公眾的代理機構，應該負責破除一切阻礙新聞自由流通的障礙。⑪ 簡言之，媒體應當為公眾提供充足的、客觀的事實信息，這是展開現(xiàn)實對話和進一步進行虛擬對話的前提，媒體還要為公共對話提供平臺和橋梁，成為虛擬對話的發(fā)生場域，前者重視公共性，后者強調參與性。凱瑞是“新聞應當具有民主功能”的支持者，在他看來，新聞實踐的目標是追求民主，新聞是民主的另一個名稱，只有民主才會哺育作為社會實踐的新聞，傳播的本質是平等參與者之間的交流。這跟杜威將交流問題作為民主政治的關鍵問題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將大眾傳媒視為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良藥，是有某種程度上的烏托邦色彩的，畢竟，大眾傳播模式本身就是少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的利用（威廉斯語），比起語義問題，對話或交流更像是個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因此，對話或交流是個集新聞業(yè)、政府、資本集團多重影響下的民主政治問題，“規(guī)模、人性、社會結構和民主信仰”是影響對話或交流發(fā)生與否的原因。

四、結語

本文論述了對話新聞觀念在現(xiàn)代社會的起源和發(fā)展階段，真正的現(xiàn)代報刊業(yè)形成之前，對話新聞觀念主要表現(xiàn)為解放與自由，與16-19世紀西歐社會的社會思潮動向一致，而在以報紙、廣播、電視等媒介形式為標志的大眾傳播階段，對話新聞觀念更多的表現(xiàn)在思想家對單向的大眾傳播模式的批評，主要訴求是追求雙向互動與實現(xiàn)新聞公共性和民主目標。另外，互聯(lián)網階段為對話新聞觀念提供了充分的技術支撐和理念支撐，應該是今后對話新聞以及觀念研究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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